光緒三十年(1904),清政府舉行一次會試、殿試,寶應劉啟瑞考取三甲第五名,成為寶應歷史上的一名進士。
       劉啟瑞(1878~1961),字翰臣,號韓齋。寶應劉氏至清末科舉特盛。光緒十二年(1886)劉氏一門中了三個進士,其中劉岳云即啟瑞之父,另兩位啟彤、啟襄為啟瑞族兄。光緒十五年(1889)啟瑞族兄啟端、奉璋又中進士。劉岳云師出揚州學派后期代表人物成孺之門,學貫中西,著作等身,曾經“授國子諸生數學”、“主尊經書院”,官至浙江紹興府知府。劉啟瑞中進士后,官內閣中書,截取以同知用。宣統改元,與章梫(新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章文晉的祖父)同?!兜伦趯嶄洝?。清亡后去職隱于家。
       寶應為漢唐舊縣,歷史上名家迭出。然而因為地當江淮要沖,數罹兵燹,故而典籍亦零落無多。但自明開國以來,寶應世家大族以文章經術繼興,搜、藏文獻者代不泛人,且明清鼎革之際,寶應又沒有受到沖擊,遂蔚為一文獻大縣。其中又以朱、喬、劉三家為最。劉啟瑞歸隱后承先賢遺緒,以整理鄉邦文獻為己任,使許多瀕于失傳的文獻得以存世,如名藏書家傅增湘著錄的宋本《武經龜鑒》、紹興本《臨川先生文集》、宋刊《觀史類編》、宋刊《郎注陸宣公奏議》等,以及邑人喬可聘的《喬御史集》、喬崇讓的《西浦圖》、劉寶楠的《寶應文征》等。然而沒想到這卻引來了一段公案。
       這段公案由劉啟瑞的兒子劉文興引起。劉文興(1910~1960),字詩孫,1933年畢業于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,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沈兼士(沈尹默之弟)所賞識。當時沈先生正打算完成自己的多年宿愿,編纂《廣韻聲系》,遂聘劉文興參與,于是劉文興被調入輔仁大學研究所任編輯。在《廣韻聲系》長達九年的編纂中,劉文興從開始時加入到1940年離職,前后達八年,而沈先生聘請的另兩位編輯,只參與了一頭一尾各一年左右的時間,因此可以說,沈先生的這部巨著,劉文興是最主要的編纂者。解放后,劉文興進入蘭州大學中文系治中國古典文學。1957年由于在鳴放會議上說了一句話:“印把子你們掌著,我們有什么話好講?”被打成極右分子,開除公職回原籍勞動。1960年10月25日因貧病交迫,不幸早早離開人世,年僅五十一歲。二個多月后劉啟瑞離世,時年八十四歲。
       這段公案的經過是:宣統元年,醇親王載灃攝政,令人在內閣大庫找清初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典禮檔案,沒想到卻被劉啟瑞找到一冊《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》及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。這可真是想要的沒找著,不想要的卻蹴上臉來,也許這才是有人以庫里舊檔無用為由請旨焚毀得允的真正原因,《太后下嫁詔》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幸運的是《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》被人挾帶出來,“越一年,始見諸廠肆”,劉啟瑞“亟購存之”。1946年,因為生計所迫,劉家不得不將此書出售“以易米”。劉文興戀戀不舍,撰《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》一文,追敘此書來歷及發現《太后下嫁詔》事,刊登于1947年《中央日報•文史周刊》的第35 期。此文一出,猶如在學術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,認可者及質疑者均不乏學術名家。但隨著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,廣大學者與全國人民一樣投入新中國的建設,關于太后是否下嫁的爭論也就逐漸被學者們淡忘了。直到1981年,學者熊克在《四川師范學院學報》發表《清初〈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〉原本題記》一文,劉文興的舊作才又一次成為熱點。其中質疑最力的為萬依先生,他在《清代宮廷史》一書中,以對劉文興早年朋友朱家溍先生的訪問為由,認為所謂《太后下嫁詔》只不過是劉文興開的一個玩笑。其實即使從萬依先生的轉述看,他的觀點也嚴重地誤解了朱先生的語意。當代著名的清史、滿族史專家王鐘翰先生就說:“《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》原本被保存下來,既有其書而非偽造,那么,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,亦必有其詔,或有再被發現之一日,即使它永遠失落,不可復得,我則寧信其有不信其無。”
       直到此時,這段公案還在學術爭論的范圍內,但后來的發展就有點令人匪夷所思了。有人竟然附會出劉家在內閣大庫偷書的奇談,詆毀劉啟瑞父子的學識和人品,甚至懷疑劉文興的學者身份。早在明代,寶應的朱應登、朱曰藩父子就藏書極豐,朱應登曾將家藏書籍分半贈予鄰邑的吳承恩,助其成為一代文學大家,朱曰藩則搜集整理出了南北朝時文學大家庾信的《庾開府集》。到了清代,喬可聘曾遍讀宋元明諸儒之書,其子喬萊更是文采風流,極一時之盛,湯右曾、方苞等年輕時都曾在喬家課讀諸子甚至受到提攜,揚州學派先驅之一的王懋竑,也是讀了喬家藏書才成為一代學術大師。難道這些書都是“偷”來的?劉文興在北京大學就讀時,便編著了《劉端臨(臺拱)先生年譜》,刊登于北京大學《國學季刊》,任職輔仁大學后又編著了《劉楚楨(寶楠)先生年譜》,刊登于《輔仁學志》。劉臺拱、劉寶楠分別為揚州學派早期和中期的代表人物,因此這兩部書現在已經成為治“揚學”者案頭必備。此外,劉文興還撰有《北宋本〈文選〉校記》、《宋本〈唐鑒〉校記》,分別刊登于《北平圖書館館刊》、《中法大學月刊》,未刊的則有《射陽古甓考》、《食舊德齋收藏金石錄》,故1934年容庚先生成立考古學社,劉文興是早期社員之一。民國二十二年(1933),由于沈兼士先生過問,劉文興將《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》抄錄副本送故宮博物院排印。孟森先生以為康熙十年始有起居注官,前此不應有之,故未經告知即改書名為《多爾袞攝政日記》,而劉文興則認為:“此乃明末降臣所為,因襲明制,固未可以常制論也。”憑心而論,僅此而言,劉文興的史識當在孟森之上。1940年,在助沈先生編纂《廣韻聲系》之余,劉文興還發表了《論隋唐間之楚音》,論述楚音在方音中的特征,推求隋唐間楚音之材料、方法、結果等,現藏于美國國會圖書館。族祖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刊行后,子恭冕續作《論語正義補》,未及潤飾刊印而卒,文興編輯此稿,不加擅改,使得劉氏《論語》之學相傳數世。所有這一切,均可見劉文興之學識、人品。故而朱家溍先生雖質疑劉文興學術觀點,卻也承認其學術研究態度非常嚴謹。對于這樣一位前輩,我們又有什么資格去懷疑他的學者身份呢?
       1979年,劉文興得到平反昭雪,而此時距劉啟瑞父子去世已將近二十年了。當年與劉文興一起被打倒的學者,平反后許多人都成為了大師級的人物。每念及此,不得不為寶應這位進士及其傳人的一生遭際而欷歔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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